六一七、杀气一时作阵云（一）（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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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一说起科举制度，往往就对其不屑，甚至以为华夏之所以落后，便在于科举制度。

这就是本末倒置了，事实上，这个时代，欧洲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们，正在把华夏的科举制度吹嘘得天花乱坠，就如华夏在某些时间总以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一样。

当欧洲的贵族封建主们不得不依靠教会的修士来管事国政，甚至连法兰西这样的堂堂大国，都要依靠一位枢机主教来充任宰相之际，远在东方，世俗文官制度的光芒，就已经照亮了大地。而构成世俗文官制的基石，就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给天下聪明人一条相对较为公平的竞争之途，打破了血统对于国家政权的垄断，让社会底层之人也有了一条合法合理的上升途径。正是科举制度选择出来的文官，维系着这个庞大的国家，使之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活力。

真正让科举制度起了相反作用的，乃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自从科举中进士一科固化到只考四书五经之后，这种制度的负作用才开始大于它的积极作用。

因此，俞国振在对孙晋说出自己的看法时，并非敷衍了事，而是极为慎重的。

此次被称为济南问答的对话，对于华夏今后建国方略有极大的影响，也埋下了华夏后来一次大动荡的导火线。

“我以为，华夏之灵魂，在于易经中的八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此为华夏之别于夷狄之道统也，便是儒家，此八字亦是精髓，正因自强不息，故夫子日三省其身，正因为厚德载物。故夫子问道于老聃求圃于老农。至于发髻衣冠，诗词歌赋，尽为这八字所化。典章文籍。诸子百家，尽由此八字所出！”

对于这一点，孙晋微微点了一下头，并不觉得奇怪。俞国振既重用方孔炤，而且与方以智为友，他对于《易经》自然极为推崇，有自己的见解并不意外。

“未来华夏，便是在这灵魂指引之下。以文官制、义务兵役制、义务教育制为基石。文官制使得专门之人理专门之事，不至于以血统传承权力。义务兵役制乃居安思危，野蛮华夏民众之身躯，强健华夏民众之体魄，培养尚武御侮精神。义务教育制则让百姓有按其潜力选择未来发展方向之机会，使人明礼，使人奋进，使人掌握改善自己生活的技能。”

孙晋听得这里。忍不住鼓掌道：“若能如此。则天下大治，至君尧舜，不过如此——济民，你究竟何时开科举，我已经迫不及待，欲见此盛世气象了！”

俞国振略微沉吟了一下：“我所说的科举。与鲁山先生所说的科举，怕非为同一事。”

“此言何解。难道还有别的科举？”

“我之科举，首先考的内容不再拘限于四书五经。更不会以一篇八股而定终身。要考学子之眼界、思维、数理，考其修养、处事、品性，考其潜力、志向、意志。中举之后，也不会立刻为官，而是为吏，于日常事务处置之中，磨励其精神，提高其能力。不曾为吏，便不可为官，避免其为胥吏所操控，更避免其身为主官，却不通事务。”

俞国振一边筹措着语言一边说，语速就很有些慢。最初时孙晋还是一脸兴奋，但听着听着，他的脸色就板起来，到了后来，干脆就是勃然大怒。

“如此科举，岂是科举？”最终，他还是忍不住质问道：“这样考出来的，不读圣贤之收，岂不全是贩夫走卒，小人当道，国政岂有不乱之理？”

“贩夫走卒不是小人，农夫工匠不是小人，倒是当道的衮衮诸公中，小人比例至少一半。”俞国振微笑道：“鲁山先生，这便是我与东林的区别了，东林觉得，他们先天高人一等，是读了圣贤书的，故此认定，你们当天下之大任，天下兴亡，你们有责。至于贩夫走卒农夫工匠，只要不是读圣贤书的，便老老实实依着你们行事。而我却以为，百姓乃国家之基石，东林也好阉党也好，都是出自于百姓之中，不可忘本。”

两人说到这里，已经是话不投机，激烈的争执在所难免。这是俞国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并不指望自己能说服孙晋，或者说，他能说服的是孙晋这个人，却不能说服孙晋所代表的这个阶层。此次谈话，也就意味着他公开向着孙晋代表的旧文人宣布，未来新的华夏体系下，他们将风光不在。

“济民，你这是与天下仕子为敌，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你若是一意孤行，便是建起你的华夏国，也必国祚不长久。良药苦口，良言逆心，你一定要三思！”虽然发生了争吵，孙晋告辞时仍然做最后的努力：“慎之，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