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三十六章 开始（中）（2 / 2）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

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写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朝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蒋、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华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堆积如山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八十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朝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推行经济改革其实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给苏联民众带来“苦头”。(未完待续。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手机用户请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