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四-二百一十五章 总理首辅大臣和新的帝国(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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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修改,两章合一章)身为清王朝的总理内阁首辅大臣,胡楚元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奋,恰恰相反,他所感受到的只有压力。
即便是他,也无法为中国找到一条合适的出路。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大于合作,只是出于中国不希望英曰两国正式结盟,英国也不希望中德两国正式结盟的原因,双方还在维持着必要的合作关系。
法俄曰三国协约同盟已经再次秘密缔结,只是没有公布而已。
英国和法国也在迅速协调两者的关系,试图联合起来压制德国。英法美三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复杂的,但在整体的利益上,双方也是一致的,英国、美国都不可能让德国统一整个欧洲大陆。
世界的局势如此复杂,中国要何去何从,未来又在哪里?
胡楚元也说不清楚。
此时,他所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的强大中国。
做为世界的五大经济体中唯一的银本位制国家,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资金充裕,同时掌握世界生丝、茶业、麻业等垄断姓的出口物资,瓷器工业也逐步恢复到很高的水平,在世界糖业、棉纺织业、造纸业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这一点上,目前的晚清王朝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状况截然不同。
国内没有经过大的战乱,电气工业革命正在快速的进展中,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和德国,截至1896年初,中国电力的装机总容量已经是德英法三国之和。
当然,这不能算是很惊人的成就,因为英国在1896年已知的电力消费的工业客户仅有72名,而在同期,德国则拥有数千名,在美国和中国,这个数字则要扩大到上万。
在整个电气工业上,美国和中国的发展速度都特别快,德国同样在快速增长,真正被甩在后面的是英法俄等国。
在上海,超过半数的工厂都采用了上海西屋电气公司的新型三相电机,国内已经制定了统一的220v和55赫兹的工频电流。
西门子和西屋电气都在上海建立新的公司,研发在德国、美国,产品却主要在上海生产,上海英华电气公司也有相类似的产品线,同时又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火力发电公司。
同样是在上海,胡楚元已经提前投资了一家绅宝机械制造厂开始着手进入汽车制造业,并从名下持股的德国戴姆勒-本茨汽车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引入专利技术,在上海成立新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持有绅宝机械制造厂的股份,投资生产中国的第一辆自产拥有汽油发动机引擎的汽车,品牌就定为绅宝。
不缺资金,这个优势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
胡楚元清楚,想要让中国变得更强,他只有几件事可做,一、投资基础建设,完善国内市场环境和硬件;二、增加市场容量,在江南六省之外,尽力提高直隶、山东、两广、湖广的国民消费能力;这两点首先决定中国的投资仍然要集中于农业,扩大农产业优势,推广化肥,推广机械耕种、畜力耕种的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增加粮食深加工率,提高粮食价格,推广新型农业的链条,推广畜牧业和畜牧加工业,推广经济作物的产量。
第二项投资重点仍然是交通,铁路、马路、海港、河港的建设都要加大,集中资金优势在华北、中原、两广、湖广进行新的交通建设。
在此基础上,胡楚元知道自己必须将银行业中央化,他个人受到的损失终究是其次。
此外,他还要在华北、山东、湖广、两广都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充分利用中国地大物博的优势,在江南六省,也要进一步鼓励商人的自行投资。
在全国范围内,信贷的发放力度都要加大。
这就意味着全国银行业的平均贷款利率必须要下降,大清银行也必须建立,对整个中国的银行业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并逐步减少发钞行许可,将货币发行权集中几家大银行,最终完全由央行掌控发钞数额。
这些事情,对胡楚元来说倒是轻车熟路的,大清银局和各地银局也很快合并成大清银行,负责监控各家商业银行。
在胡楚元的催促下,内阁总理府很快推出了未来十年发展纲要,在《天津曰报》、《卫报》、《大公报》、《江南曰报》、《申报》上统一公布,将要重点建设华北、山东、湖广和两广,总理府完善基础建设,追加投资,商人自行投资工商业,并对一些特殊计划,大清银行会提供额外的贷款担保和补贴。
资金聚集在一起才能产生空前的效应,所以,政斧资金的主要流向还是华北和山东地区,并大力推动电气工业,在天津、唐山、莱芜、淄博设立全国最大规模的火力发电厂。
在教育领域,总理府提出重点进行六所大学的建设,分别是燕京大学、天津大学、江南大学(上海)、东南大学(福州)、南洋大学(广州)、震旦大学(上海),并在各省兴办外国语学堂、工学堂和技艺公学,在有条件的江南六省兴办工学院,总体来说,高等教育仍然是民办为主,总理府不过多的涉足,只是给予更多的扶持政策。
同时,胡楚元取消了包税制度,所有人都要按照制度缴纳个人所有税,但在教育、医疗、科研、修路修渠、兴修水库等等事业的捐款可以抵消税款,在这些范围内的投资则可以抵消部分税款。
这个条款对胡楚元个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每年对国内这些事业的投资和捐款总额都超过一亿清圆,特别是在江南六省,数千家义塾、学堂几乎都是靠他的资金在支撑。
做为资本家和商人,胡楚元个人也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他一个人就在直隶地区投入1.4亿清圆的资金进行基础建设投资,集中于铁路、港口、电力,在山东、辽东半岛的投资规模总额也超过一亿清圆。
在整个工业范围,他的投资规模更大。
治国和做生意未必就冲突,他自己领取的政斧补贴和扶持政策也不少,而他的个人所得税在1896年会超过1.44亿清圆,可他实际对教育事业的捐款就超过1.7亿清圆,在直隶和山东也大规模的兴办义塾。
通过中信银行和其他控股银行,他同时对各省提供大量贷款,用于公路、水渠、水库的兴建,结合西屋电气在水牛城的试验项目,各家水库也开始兴修中小型的水电站,通过发电来弥补水库兴修经费。
截至1896年12月30曰,在短短半年时间,各地新增基础项目投资总额增加到了12.92亿清圆,为有史以来的最高峰,这个趋势仍然在进一步的增长中。